渠道罪与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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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场困兽之斗。

参与搏杀的，一方是国内大型商业企业，另一方是中小型供应商，它们手中最犀利的武器，则是“物价”。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角力中，“有形之手”的介入，已经让胜负的天平倾向了中小型供应商一方。

2012年1月10日，商务部、发改委、公安部、税务总局、工商总局等五部门，在北京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，部署“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”工作。而在此之前的2011年12月19日，五部门已联合印发《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工作方案》，对清理整顿的范围、依据、内容、要求等做出了明确的安排。

此次清理整顿的主要对象是，“利用市场优势地位向供应商违规收费的超市、百货店、电器专业店等大型零售企业及其下属门店”，“入选”的具体标准则是，“最大单店营业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，门店数超过20家，2010年销售额超过20亿元人民币”。

参照这一标准，众多知名商业企业已被圈定。其中，国内企业包括国美、苏宁、联华、永辉、步步高等，外资企业则包括沃尔玛、家乐福、乐购、乐天玛特等。而据连锁经营协会统计，被圈定的企业共计80多家。也就是说，零售业百强几乎全部都在“清理整顿”之列。

1月10日，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表示，清理整顿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，有助于“降低流通成本，遏制虚高物价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，改善消费环境，推动扩大消费”。

按照五部委下发的方案，这场对大型零售商的全面整改行动，将从2011年底持续至2012年6月，具体包括“自查自纠、联合检查、严肃整改、建章立制”四个步骤。从“方案”下发至2012年2月20日，企业须完成“自查自纠”，并作出情况通报，之后，将进入“联合检查、严肃整顿”等阶段。

本刊记者从连锁经营协会获悉，截至2月10日前后，80多家被圈定的企业中，已经有60多家企业主动进行了“自查自纠”。

2月6日，在一次内部沟通会议上，连锁经营协会会长郭戈平表示，不少零售企业反映“对新规看不明白”，“比如，配送费被要求取消，但很多零售企业反映，其投入建立的配送中心真正节省了供应商的成本，能够集中统一配送，也是对社会资源的节约。如果不收取费用的话，这并不符合市场运作规律”。

但这显然不是一场简单的“市场”之争。2月8日，一位零售业资深人士对本刊记者称，“这并非一场空穴来风的整顿，始作俑者是一些中小型供应商。过去几年，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，一些中小型供应商、代理商，在与商业企业的合作中，利润变得越来越薄，因此，一直在向上级政府反映情况”，“它们声称‘是零售商推高了物价’，并因此引起了高层的重视”。

物美商业(1025.HK)新闻发言人种晓兵，也与上述人士持相同观点。“此次整顿从一开始，就有一种赤裸裸的观点称‘零售商推高了物价’。在我看来，这明显是一种有罪推论。”

2012年1月，CPI(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)同比上涨了4.5%，再次超出预期。而在此之前的2011年12月下旬，由国务院派出、16个部门的部级领导带队的8个调研组，已奔赴上海、江西、河南等多地调研流通业，主要任务是“寻找流通环节中的障碍，进一步搞活流通以促进消费”。2012年3月，一场“改革开放以来规格最高”的全国流通工作会议，也将在北京召开。

在连续两年的CPI持续上涨之后，当相关主管部门开始在流通渠道中寻找“障碍”之时，“推高物价”显然是一个谁也无法承担的罪名，那么，业已被推上“审判席”的零售业百强，将如何抗辩，并自证清白?

“罪”与“非罪”

在五部门启动清理整顿工作后，2月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一则《超市乱收费：一筒薯片六成利润被拿走》的报道。按照这一报道的逻辑，零售商正是“推高物价的罪魁祸首”。

而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，多家零售企业将从2006年开始推广的“农超对接”项目，作为它们反击“价格推高论”的最有力论据。以北京周边市场为核心业务范围的物美超市，就是大力推进“农超对接”项目的一个典型代表。

早在2009年3月，在被誉为“大棚蔬菜之乡”山东省寿光、昌乐、青州地区，物美超市便开始常年派驻工作人员，负责当地的“蔬菜直接采购”。

超市与农业合作社的直接对接，最大的优势是，省略了诸多中间环节和价格加成。

种晓兵介绍说，以黄瓜为例，原本整个供应链至少要经过6个环节。一根黄瓜，需要经过农户、地头蔬果经纪人、区域批发商、北京当地批发商、农贸市场、超市，最终才能到达顾客手中。如果黄瓜的田间采购价是2元/斤，但经历了6个环节之后，可能会变成4元/斤甚至更贵，因为“各个环节都要加价”。

而在实施“农超对接”之后，物美超市大大缩减了蔬果类产品的供应环节。一根黄瓜的所有流通环节只有3个，即农户、物美配送中心和门店。由此，产品的成本也大幅下降，一般情况下，物美超市的蔬果类产品，要比周边的农贸市场还便宜20%。

目前，通过“农超对接”，物美超市每天供应北京居民的新鲜果蔬已高达300吨，年供应量超过10万吨。

一家大型外资零售企业的副总裁也对本刊表示，该公司2007年就已被商务部、农业部列为“农超对接”项目试点企业。目前，其已与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约40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展开合作，累计采购20万吨农作物。在上海、北京等一线城市门店，其“农民直供产品”的比例已达到50%。

并且，包括物美和上述外资零售企业在内，许多零售企业都会将“农超对接”产品摆放在超市生鲜区域最有利的位置，但却不收取任何附加费用。这些本可以用来为大品牌提供“堆头”服务的区域，可谓“寸土寸金”。

虽然，这些零售商通过“农超对接”大幅压缩了成本，但由于“物流费用、人力成本、物业租金”的大幅上涨，它们并不能因此获得更高收益。2011年，国内物流成本普遍上升了20%，零售业的用工成本上升了20%至50%。而对于普遍以“租赁物业”方式经营的零售业来说，冲击更大的是，近几年物业租金已累计上涨了50%左右。这一系列新增的成本，最终都要均摊到超市经营的每个单品中去。

郭戈平称，“零售商推高物价”的言论，在超市生鲜类产品的供应上是缺乏依据的，尤其是与民生相关的“农超对接”产品，众多超市推行的都是低毛利率的策略。

据本刊记者了解，不少超市“农超对接”产品的综合毛利率不足10%，净利率甚至为负数。